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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70年年末，上海的天气依旧潮湿寒冷。然而，在东方红医院急诊室里，一家人却正与医生吵得火热。

　　“别提了，那胃出血的老头现在发展成胃癌了。动脉硬化，针都插不进去，根本治不了。”另一名医生小声㊣回答，“家属吵着要抢救办住院呢。谁敢给办？”

　　一听是那位“胃出㊣血的老头”，医生们纷纷噤了声——谁都㊣知道这老头的履历不干净，“做过好事，也干过坏事，干过革命也干过反革✅命”。

　　可没过多久，他们却又看见那老人由家属陪同着来看病。这一次，老人不仅得到㊣了救治，还被安排在了高规格的单人病房。

　　他们不知道，这个“大人物”，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国记者斯诺，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作者——而他要见的这位老人，便是曾收养了主㊣席两个孩子的“红色牧师”，董健吾。

　　董家在弄堂里算是小有名气——不仅因为这一家算是个“书香门第”，孩子的祖父读过不少书，还做过县令；也不仅因为他的祖母沈氏家里做沙船生意，家境优越。

　　原来，早年㊣间曾有一名外国牧师借住在董家。待他离开㊣时，沈氏已经开始笃信基督教；到董健吾出生时，董家子弟几㊣乎人人是教徒。

　　这“基督教家庭”，在小小的弄堂里可谓异类。因此，董健吾身上自小便聚集着无数来自邻里的目光。他们看着董健吾打小便出口成章，过目不忘，讲给他的圣经故事都能被他活灵活现地复述出来。

　　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，在教会学校里成绩遥遥领先，最终于1914年考入当时㊣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修习神学。

　　来到大学的董健吾，仿佛鸟儿飞向了更高远的天空：他不仅学习刻苦，而且长于思辨，常与朋友探讨哲学问题，体育场上也总能看到他的身影。

　　时间久了，连时任校长卜舫济都听说了这位青年才俊的大名。他是个美国牧师，常邀请自㊣己欣赏的学生去自己家里做客开“沙龙”，天南地北无所不谈——这其中总少不了董健吾。

　　在校长的一方小屋中，董健吾看到了更为广袤的大洋彼岸；他也明白，如师如父的校长对他的悉心栽培，摆明了是把他当作接班人。

　　时间转眼到了1925年。这一年，我党四大已经召开；也是㊣在这一年，“五卅运动”爆发了。在我党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工人举行了大罢工，抗议资本家们克扣工资、打死维权工人的行径。

　　消息传遍全国，“大罢工”点燃了群众的情绪，学生们纷纷罢课抗议。这其中，也包括✅董健吾㊣的✅学生们。

　　但不久，他从学生口中听到了令他愤慨的消息：学生们被通知提前放假，失去了集会演讲的机会；师生们为纪念抗议运动中死难工人而设立的灵堂，也不知被谁撤去了。

　　卜舫济脸上慈父般的和蔼神情一扫而空。他严肃地说：“健吾，我是美国㊣人，这里是教㊣会㊣学校。中国的工人运动与我无关，也应当与我的学校无关。”

　　他走出校㊣长室，看到愤怒的师生们已经降下了校园内的美国国旗。董健吾走上前，带头签下“永不回校”后，毅然离开了校园，离开了㊣他的青年时代。

　　离校后，董健吾来到上✅海爱文义路的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。他不仅仪表堂堂，英语流利，对教义也十分精通，受到了不少教友✅的爱戴。

　　他以为他可以就此远离乱世的硝烟仪器网站。然而命运和他身为中国人的良知，却戏剧性地让他的人生又拐了个弯。

　　冯玉祥其人文化水平不高，却是忠实✅的基督徒，人称“基督将军”。他十分钦㊣佩深谙教义、知识渊博的董健吾，不仅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，不久后更✅是直接让他做了秘书处主任，同时教自己的妻儿学英文。

　　彼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，在我党赫赫有名的刘伯坚同志担任冯✅玉祥部政治部主任，与董健吾有过几次接触。他惊讶董健吾身为牧师，却如此同情劳苦工农大众；而董健吾也第一次从他那里了解了，第一次开始想象那个“赤旗的世界”。

　　不久，1927年 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㊣爆发，紧张的氛围笼罩上海，也笼罩在每一名革命者的头顶。

　　彼时的冯玉祥，刚刚在我党同志的帮助㊣下在陕甘等地颁布治理条例，扶助工农运动。处境同样艰难的他，不得不“礼送”部队内的人。奇怪的是，身为牧师的董健吾同样被要求离开。

　　董健吾心生不解，向刚从苏联✅回国㊣的浦化人半真半假地抱怨：“人家把我当，还不晓得要不要我呢。”

　　没想到董健吾却认真了起来：“只要愿意要我，我便加入。思来想去，还是能真正为老百姓撑腰。”

　　“我也是个光荣的者呀。”这位上海浦东区工会联合会主任收敛了笑容，严肃地握住了董健吾的手。

　　在中国革✅命最艰难的时刻，一名基督教牧师加入了。随刘、浦二人离开上海躲避迫害的途中，董健吾心潮澎湃。

　　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陈赓看中了他的牧师身份——能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，又难以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。从此，董健吾摇身一变，成为了“红色特工”。

　　不论是的特务，还是当时前来听讲的教徒，估计都很难相信那些讲道内容中竟有我党情报人员的接头暗号；他们也很难想到，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我党和刊物，竟藏在一座教堂里。

　　闻言，董健吾大吃一惊。详细了解后才得知，这幼儿园是专门收养我党烈士和领导人的子女的。前线吃紧，许多革命同志仍在艰苦斗争，无法照顾孩㊣子，更怕牵连孩子；而仍有许多烈士的遗孤已经㊣无家可归，更不能让他们落入敌人手中。

　　尽管上海党组织已资助了他一部分办园经费，然而当时的我党仍在发展壮大之中，所能提供的经费十分有限。董健吾深知党组织的不易，将自己在青浦老㊣家的几十亩田产卖掉，凑了五百多块大洋；他又向教友募捐寻求帮助，才租下了教友肖智吉医生的两幢石库门房子，创办了“大同幼稚园”。

　　园所有了，如何躲避的搜查还是个问题。董健吾灵机一动，动用关系请来元老于右任为幼儿园题了匾额。这块匾额可谓幼儿园的“护身符”，保护了它✅很长㊣一段时间。

　　澎湃的儿子、恽代英的女儿、蔡和森的儿子、李立三的女儿……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入了幼儿园。董健吾是他们共同的“爸爸”。

　　1930年，主席夫㊣人杨开慧在长沙㊣英勇就义后，毛泽民强忍悲痛联系了上海党组织，将毛岸英、毛岸青和毛岸龙三兄弟偷偷转移到了上海，托付给了董健吾。

　　风声㊣越来越紧，大同幼稚园由戈㊣登路迁至陶尔✅斐斯路。1932年，顾顺章叛变㊣后，上海地下党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，董健吾也在1934年收到了恐吓信，警告他不得收留“来历不明”的孩子。

　　情况㊣危急，组织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。孩子们大多被分批转移，董健吾仍负责抚养岸英和岸青两兄弟（岸龙已于1931年因痢疾夭折）。

　　处于暴露边缘的董健吾，不得不离开了圣彼得大教堂，靠扎纸花养活一家人。即使如此，他和妻子仍然对岸英岸青两兄弟视同己出，董家的孩子们更是和他们情同手足。

　　然而，形势越来越恶劣，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一日✅不㊣如一日，董健吾一直在想办法将主席的孩子送到更安全的地方去。终于，机会来了。

　　组织知道董健吾与宋子文熟识，便安排他接近宋子文的姐姐宋庆龄，进而成为我党与宋庆龄之间的单线联㊣系人。

　　董健吾很快取得㊣了宋庆龄的信任。1936年元旦，她叫来董健吾，郑重地交给他一封密信，叮嘱他务必将信当面交给㊣主席。

　　董健吾与她交谈后才得知，这封信实际上是蒋介石的手笔——民族危亡之际，全国上下呼吁㊣抗日✅时，蒋介石迫于压力必须停止抗战，因此给主席写了一封密信，提议“和谈”，要求解㊣除武装接受㊣改编。

　　任务刻不容缓，董健吾带着一个避人耳目㊣的“中央财政部经济特派专员”的头衔，怀揣密信出发了。或许是上天有意助他一㊣臂之力，一场大雪阻断了他的去路。

　　董健吾思来想去，决定找张学良求助——彼时的张学良正在西安做军政长官，两人有几分交情。而也是在西安，董健吾碰到了自己当年的同窗，时任西北禁烟督察处处长的钟可托。一番㊣闲聊后，钟可托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：张学良支持停止内战，希望尽快进行抗日。

　　张学良一惊，丈二摸不着头脑。董健吾不慌不忙道：“将军不是㊣也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？我正是为此事而来。”

　　两人密谈了一阵，张学良立刻同意派自己的飞机送董健吾去陕北。这次送信，几乎可说是西安事变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伏笔。

　　而董健吾也在林伯渠处得知，苏联答应接收一批红军领导人的孩子。如果有条件，希望能将岸英、岸青送往苏联。

　　这真是千载难逢的✅好机会。回西安后，董健吾想办法送了赵四小姐一套明代的瓷器，意在讨好张学良。张学良果然大喜过望，再加上之前的密谈，立刻引董健吾为知己。

　　董健吾抓住时机，马上提出请张学良帮忙，将自己的大儿子㊣与“朋友的两个儿子”送往苏联读书。对张学㊣良来说这不过是小事一桩，便满口✅答应了下来，由爱国将军李杜护送他们前往苏联。

　　而也正是因董健吾和宋庆龄的私交，使他结识了自己一生的挚友斯诺。当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同情的斯诺于1936年来到上海，向宋庆龄提出去西北红色地区采访的请求时仪表 英文，宋庆龄很快想到了董健吾。

　　董健吾听说㊣此事，立刻报告给了组织。当时的我党急需获得舆论支持，让世界看到真正的中国和红军，便同意了斯诺的采访请求。护送斯诺前往陕北的任务，也自然落到了董健吾身上。

　　而斯诺见到董健吾时，也不由得大吃一惊。他在《红㊣星照耀中国》中深情地描绘了这位挚友：“一个㊣身材高㊣大，胖得有点圆滚滚的，但是体格结实、仪表堂堂的中国人，身穿一件灰色绸布大褂，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……他穿过打开着的旁门进来，用一㊣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……”

　　在护送路上，“王牧师”与斯诺谈笑风生，向他介绍了我党的发展历程，以及自己对㊣于的看法。谈吐不凡的他为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两人一见如故。以至于多年后，斯诺仍在㊣书㊣中感叹：“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，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…㊣…”

　　离开中国后，他迫切希望能再见“王牧师”一面。然而他不㊣知道，由于形势所迫，回到上海后的董健吾已与地下党组织失联。

　　1950年，毛岸英回到了祖国。他多方打㊣听董健吾和他的后代，最终找到了他的儿子董寿琪。他在给寿琪的信中写道：“知道✅你这个分别了十六年的老友的下落，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。又知道你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，那就更好了。可惜✅岸英不在，他知道了同样会高兴的。回想起我们在上海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，我和岸英至今㊣不能忘怀。”

　　1960年，斯诺再次来到㊣中国，提出想见一见“王牧师”。然而，当时却㊣无人知道“王牧师”何去何从。

　　1970年，斯诺最后一次㊣来中国时，迫切地想要见见年迈的“王牧师”——而耄㊣耋之年的“王牧师”被确诊为胃癌，却因无人知道他的革命生涯，只知他做过牧师，而被迫害到无法办理住院。